九局下半

而“记者无国界”却称得上一个十足的政治帮凶，因为它伙同少数“藏独”分子，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地破坏圣火传递，图谋不轨地将奥运政治化，一唱一和地对中国人承办2008奥运充满仇视和敌意。

（摘自《“记者无国界”是媒体代表还是政治帮凶》2008年05月05日15:49 人民网）

——重温“陈独秀案”及章士钊与程沧波的笔战

政府与国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20世纪早期，在陈独秀等知识分子那里本来早就有十分明确的答案。祇是后来我们长期被意识形态的迷雾笼罩，已经分不清这些概念。重温当年的陈独秀在法庭上为是否“叛国”所作的辩护，以及章士钊、程沧波之间的笔战，有助于我们重新厘清这些问题。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1933年4月，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理陈独秀等人“危害民国案”，起诉书列举的罪名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

4月14日上午，在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第一次开审，55岁的陈独秀踏上法庭时，记者发现他“两鬓已斑，须长寸许”，但“面色红润，已无病容”，而且“四周瞻顾，态度自若”。当审判长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他回答：“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祇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祇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4月20日上午第三次开庭，旁听者人满为患，有些是从上海、无锡、镇江各地赶来的，法庭无地可容，门外挤满了人。等检察官控告完毕已是下午1点45分，陈独秀当庭抗辩：“检察官论告，谓我危害民国，因为我要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但是我祇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他的书面辩诉状说得很清楚，国家乃是土地、人民、主权的总和，所谓亡国是指外族入据其土地、人民和主权，本国某一党派推翻某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能说是“亡国”，所以“危害民国”不成立。民国之所以叫民国，就是民主民主共和国，以别于专制君主国。所谓“叛国”，刑法上有具体说明，即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露机密罪。如果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那又何必屏弃法国路易十六的“朕即国家” 说。“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 矣。袁世凯曾称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

他指斥——“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等）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人民之上，视自己为诸葛亮与伊尹；斥人民为阿斗与太甲。日本帝国主义方挟'武力征服’ 政策对待吾国，同时国民党政府亦挟同样态度以临吾民。”他表示自己力争的祇是体现民主共和国实质的人民自由权利，力争的是实现普选的国民立宪会议，力争的是民主制扩大到历史的最高阶段。现在和将来，他本人都没有篡夺民国为“党国”的企图，“试问谁为'危害民国’？”“若认为力争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权利，力争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以裁判军阀官僚是'危害民国’，则不知所谓民国者，应作何解释？”

他进一步反驳，如果说人民发言反对政府或政府中某个人，就是有罪，那么两千年前周厉王有监谤之巫，秦始皇有巷议之禁、偶语之刑，汉武帝更有腹诽之罚，那时当然没有言论自由。20世纪的民主共和国，似乎不应该有这样的怪现象。如果认为宣传共产主义就是“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就是“危害民国”，欧洲中世纪专横黑暗的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科学家，以阻塞思想信仰自由的故事，岂不是重见于今日的民国，那不是正好证明日本人所谓的“中国非近代国家”之说不是污蔑吗？

接着，仗义而来的章士钊起立为陈独秀辩护，雄辩滔滔，长达53分钟。他指出，本案首先当区分言论与行为，“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即使是应付紧急状态的特别法规，也未见这样的规定，所以起诉书的指控，“无中无西，无通无别，一切无据”。反对或攻击政府，进一步推翻或颠覆之，这是行为。即便指控陈独秀主张暴动，“既未越言论或理想一步”，与紧急治罪法上的“行为”含义迥然不同，以行为而论，断无科罪之理。何况国家与主持国家的机关（即政府）或人物，属于截然不同的范畴，如果说以言论攻击机关和人物就是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民国的主权在民，复辟国体才是叛国，才是危害。否则，不论对于政府或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都是正常的，祇有半开化的国家才会以此“临之于刑”。

当章士钊辩护时说，陈独秀早已被共产党所开除，“现政府致力于讨共，而独秀已与中共分扬，余意已成犄角之势，乃欢迎之不暇，焉用治罪为？”他这样说的用意无非是为了给老友开脱，当然是一种有利当事人的辩护方式。想不到，早已被自己创建的共产党开除的陈独秀当庭声明： “章律师辩护词，祇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为准”。陈独秀光明磊落的态度，当时即赢得了旁听席上的赞誉声。

陈独秀的自辩词和章士钊的辩护词在天津《益世报》全文登载，《申报》、《大公报》和其他报纸也纷纷报道，一时轰动全国。陈独秀和章士钊提出的“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等观点尤其有力，借助大江南北各新闻媒体广为流传，让国民党当局很是难堪。

章士钊旁征博引、洋洋万言的辩词，文采斐然，受到读者的瞩目。各地报纸论坛上出现了与他唱和的声音。就在这个时候，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留学归来、担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不久的程沧波站了出来，在4月26日的《中央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及章士钊》，从“现行法律”出发反驳陈、章，俨然“法家”姿态。文章指出，“律师不能离现行法律条文而谈法理”，认为章不知“今日法律上国民党与国家之关系”，身为律师，“应知今日中国现行之根本大法为《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该约法第三十条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行使之。”国家的组成要件是土地、人民、主权，统治权就是主权的“动的状态”， “今日中国之国民党，在法律上既为行使中央统治权之团体，则按之'国家为行使统治权之团体’之原则，国民党至少在现行法律上，在现存制度下，即为国家。国民党此种资格，由法律所赋予，由事实所造成。训政时期约法未经合法废止以前，反对并图谋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反对并图谋颠覆国家，即为危害民国，亦即为叛国。”

他接着指出，今日为统一共和国，与苏维埃的国体根本不同，“陈独秀自认推翻国民党及其政府后将建立苏维埃制度。则与郑孝胥等迎立溥仪，同为变更国体，同称叛国。而决非更易政府一语所可轻轻文饰。”“中国人民皆可用合法之方法推翻今日之政府——行政院。而不许以非法之方法推翻政府。”何谓“合法之方法”？他的答案：“即院长副院长之产生，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十条）中国现政府之推翻，必经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选任。除此方法以外，希图推翻政府者，即为违法。”

程沧波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陈独秀以所谓“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刑13年（经上诉，1934年6月30日最高法院终审改判为8年）。

5月4日，章士钊在上海影响最大的老报纸《申报》上发表《国民党与国家》一文，反驳程沧波。他发现程所引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三十条与原文不同，原文为：“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会议，行使中央统治权。”“代表国民会议”是本条的眉目，贸然将“国民会议”割去，“不知是何用意？”而且主权与统治权不能混为一谈，在英语中对应的也是不同的词。即便是“训政时期约法”第一章也标举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由国民会议行使，岂能在国民会议之外谈国家主权？既然承认国家的要件是土地、人民、主权，又怎么可能得出“党即国家”的结论，岂非矛盾？更令他吃惊的是，程明明说民主国家主权寄予全民，“则以主权论，全民者国家也，国民党不过全民中一小小分子，乌得谬居其名”。说白了，不过是国民党专政。国民党专政，与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正是它们的相同之处。当事人陈独秀倡言推翻国民党，并非危害民国，充其量祇是布达未来的政治理想，无背于近世立宪国的通则。

章士钊游学英国，曾受教于著名宪法学家戴雪，程更是英国教育背景。两人在笔战时都搬出西方法理，列举英、美等国的例证。祇是程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为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辩护。

5月7日，程沧波又在《中央日报》发表《再论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章士钊》，对章的反驳一一进行辩驳，没有说出多少新意，无非一再重申国民党就是国家，还声称这是“民意”所赋予的。章士钊没有再作回应。国民党当局因此大为得意，程沧波也因此在国民党内文名大盛，陈布雷在杭州连夜写信给他，说自己“为之喜而不寐”。连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也专门自南昌给他发来贺电。年仅30的程沧波因这场笔战而大受蒋阵营的欣赏，成了国民党内的大才子。

当年5月1日胡政之创办的《国闻周报》第10卷第17期发表了一篇详尽的《陈独秀案开审记》。陈独秀本人的辩诉状当时也有一种14页的单行本流传，后面还有“独秀”的签名。曾出版过《独秀文存》的亚东书局当年就公开出版了《陈案书状汇录》，共102页，收入了起诉书、判决书、陈独秀的自辩词、章士钊的辩护词以及程沧波对他们辩词的反驳、章士钊回应程沧波的文章等。此书汪原放经手付排、付印，他记得印了一千册，迅速被上海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专业教材。

陈独秀在“五四”后走了一段弯路，与李大钊等人一切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自以为找到了一条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结果在 1927年后被这个党的太上皇共产国际抛出来，做了替罪的羔羊。经过多年的曲折、痛苦的思考，他逐渐回到了“五四”的轨道，回到“德先生”。实际上，对于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他早在创办《新青年》之前就有过深入的思考，写过很有见地的文章。1914年11月他在《甲寅》杂志上，第一次用“独秀”的笔名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清晰地指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为什么要爱国？“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吾人幸福之团体也。”

他说不仅要有爱国心，还要有自觉心。“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如果是一个人民没有权利、幸福可言的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此文一出，舆论一片喧哗，当时有不少人指责他不够爱国。

这个观点，以后他在《每周评论》第25号发表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有进一步的论说：“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因为陈独秀早年有过这样的认知，所以，即使中间误入了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歧途，他最终还能走出来，重新回到过去，并超越过去。以他法庭上的自我辩护为起点，到他晚年出狱后在四川江津的思考，他对国家、政府、民主、自由这些近代概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对民主的最后见解主要集中在《我的根本意见》一文和给西流的信里。他说：“民主是自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如果说民主祇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祇有独裁，不应该民主，则史大林所做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列宁所谓'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乃成了一句废话。……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在十月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而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祇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胡适在《陈独秀最后见解》一书的序文中特别指出：“在这十三个字——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的自由。”这些闪耀着人类政治智慧的观点成为1949年以后雷震在孤岛台湾倡导民主的精神源头，他在《自由中国》发表的《反对党之自由及如何保护》文中说： “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政治制度下了很精确而扼要的定义”。

程沧波从1932年5月到1940年10月，他一直当了8年零5个月的《中央日报》社长，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最后竟因风流事件黯然下台。储安平一度在《中央日报》做过文学副刊的主笔，其妻子端木露茜是当年小有名气的女作家，也在《中央日报》工作，她不仅相貌美丽，文章也写得出色，让才子上司程沧波不禁动了心，于是乘储安平前往英国学习进修的机会，穷追猛打，终于把有夫之妇端木露茜追到了手。等到储回国，得知此事，就到同乡前辈、党国元老吴稚辉面前狠狠告了他一状。吴将此事转告蒋介石，蒋把他叫去当面教训了一通，他觉得这个《中央日报》社长很难继续做下去了，就主动提出辞职。于右任爱惜此人的才气，而且觉得“风流无罪”，竟然马上就安排他到监察院去当秘书长。储安平的妻子端木露茜曾经为这段感情纠葛，写过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题目为《蔚蓝中的一点黯淡》，发表在当年的重庆《大公报》上。

爱国是这样子爱的吗？

梁文道 @ 2008-5-4 1:21:56 阅读(250)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且让我们平心静气地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经过一圈奥运火炬的传送历程之后，中国的形象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差了呢？如果答案是后者的话，责任又该归于谁呢？无论火炬传到那里，示威就走到那里，而批评中国的声音也必定随后出现在该地的媒体之上；莫非这都是其他人的错，莫非全世界都要和中国作对了吗(朝鲜除外，因此有一些网民称赞朝鲜，觉得始终是金正日够朋友。照此看来，我们还是全面学习朝鲜比较好，起码社会很 “ 和谐 ”） ？

在一片对外的抗议声浪之中，是不是也该冷静问问自己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呢(包括技术上的错误)？就以海外华侨和留学生的爱国行动来说吧，假如他们举的不是五星红旗，而是奥运的五环旗，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呢？假如淹没日本长野与韩国首尔的不是一片红海，而是一片象征奥运的白色旗阵，当你说起 “ 运动归运动，政治归政治 ” 的辩解时，会不会更理直气壮一些呢？举国旗与举起五环旗的分别在于前者会和各种抗议声音合演一台反中或挺中的大戏，把中国置于浪头刀尖；而后者则可模糊抗议焦点，将问题变成奥运该不该政冶化。何者对中国更有利实在是不言而谕。其实英国的中国留学生一开头那种戴口罩抗议BBC的做法就十分可取，令人关注BBC的报道失实多于中国人是不是受了委曲，不必把中国形象这么复杂的问题拖下水。很可惜，我们都知道最后的局面。那是因为大家都抱了一种 “ 以我为主 ” 的思考方式，觉得只要自觉有理，则做什么事就都是对的，忽略了他人的角度和客观策略的选择，我爱国就当然要举国旗，奥运究竟还是不是世界体坛盛事，已经不重要了。

又以首尔街头发生的暴力冲突为例，就算内地各个针对外国传媒的网站纠出了再多的问题，发现了再多的造假嫌疑，中国留学生在韩国首都打韩国人(包括记者)的事实始终是人所共见，不容否认的。将心比心，若是一群韩国人在北京对着中国人公开上演全武行，然后辩称是对方先动的手，大部分中国人会不会觉得这只是枝微末节的狡辩呢？在这种情况底下，外交部发言人竟然还说得出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值得肯定之类的话。只要你爱国，就算 “ 情绪稍微激动 ” 地在人家的土地上揍了人家的国民，你毕竟还是爱国的。那些动手动脚的留学生有没有想过，就算受到别人再多的挑拨，只要你忍不住使用了暴力，你就证明了 “ 中国人全是暴徒 ” 的说法，难道就不能换个角度考虑自己的行动吗？

然后火炬来到了香港。大家都知道这几年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宣扬爱国教育不遗余力，力求增加香港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改善港人对中央政府的观感。然而，正是这把烧坏了中国国际形象的火把，足以让他们多年来的努力付之一炬。

首先是特区政府向全世界表明，香港或许是个对外开放的国际城市，但只要到了事关爱国大是大非的节骨眼上，什么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就都要让路了。不只来过香港好几次但从不大引人注意的艺术家这时候进不来(于是反而成了新闻)，就连只不过是来参加座谈会的异见作家都不准入境。这些动作对许多香港人来说是宝贵的一课，在爱国大义面前，你平素享有的一切都是可以暂时悬置的，哪怕它们其实既不颠覆，更不会伤及国家安全。

再来就是那份令人愤怒齿冷的火炬手名单了。奥运火炬抵华首站，我们交出的竟然是如此阵容！素来与香港奥委会主席霍震霆不和的香港首位亚运会金牌得主车菊红自然不在其中， “ 单车王子 ” 洪松荫也不在里头；港人热爱足球，偏偏我们引以为豪的球坛名宿胡国雄与李健和等人纷纷失踪。代表香港的却是一位来过香港两次的选美冠军，老早就在自我宣传要练跑步的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至于坐轮椅去传火炬的不是勇夺伤残奥运会四面金牌的剑击名将张伟良，而是人大前常委曾宪梓；再加上一堆商界名流和名不见经传的亲中区议员。我真的很想知道，要是有人去抢曾宪梓手中的火把，他会不会谴责人家 “ 把奥运政治化 ” 了。

不要辩称三藩市火炬传送队伍的运动员比例还不如香港，他们有35个名额是全市征文比赛的得奖者。连内地亦有大量平民自动报名入选，四川省更把高达八成的名额留给了劳工阶层，其中不乏平日跑遍山区的邮差、老老实实的低级公务员和见义勇为的平民英雄。假如那些忙于自荐争光的人稍稍有点公关常识稍稍有点大局观，假如那个组合很神秘运作很黑箱的 “ 火炬手遴选委员会 ” 稍微有点政治智慧，出来的名单应该会有天水围穷苦街坊、SARS疫潮的康复者，以及殉职公务员的家属。

可惜没有。霍震霆竟然认为这份满布亲中权贵，酬庸气味浓得中人欲呕的名单是 “ 香港社会的缩影 ” 。其实他也没说错，某程度上，这正是香港社会权力结构的缩影。我们知道，北京奥运是国家大事，支持京奥就是爱国的表现；而一说到爱国，一说到国家大事，则无论其诠释权与操办权都向来不属于全港700万人。爱国是某一圈人的招牌，是某一圈人的专利；和中央沟通等种种国家大事更是他们的禁脔，旁人插手不得。既然奥运是国家大事，传送火炬是爱国的表现，一向爱国爱港的这圈人又怎能落于人后呢？

与普通人所想像的不同，这个小圈子不以为传送圣火是个面向社会面向全民的表演，他们把它看作是个人荣誉，犹如紫荆奖章；他们更把它当成是种政治身价的寒暑表，可以反映自己在圈子里的排名与行情。所以一份本来属于全香港的名单变成了他们自己人的兵家必争之地，在 “ 以我为主 ” 的思路蒙蔽下，什么代表性什么主流民意全都可以放在一边凉快去。接下来，最吊诡的情况就发生了，本来是要鼓动社会一片红心向太阳的盛事再次让一般市民发现原来爱国是这样子爱的，所谓 “ 爱国阵营 ” 原来都是这种货色。除了受到个别上游组织发动的群众和不知就里来港声援的内地同胞，和听命于民政事务局的公务员必定要上街欢呼造势，本来会不会有更多普通市民愿意主动去打气呢？原来也想亲身目睹火炬的人，这时会不会怕自己成了黄金池(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谁，其实他是个亲中区议员)与李泽巨的fans？原来对火炬不感兴趣的人或许会想为锺尚志医生等SARS英雄喊加油(如果他们是火炬手的话)，这时会不会坐在家里冷眼旁观呢？

一把火炬，不只烧红了海内外华人的民族主义，也烧红了世界的眼睛。同样一把火炬还照亮了香港，让人看见我们不单不如其他国际城市，也不如港人惯常俯视的内地城市。

奴才和主人及拳师

奴才最近很有些愤愤然，倒不是主人打他的缘故，反是主人被打的缘故。主人自幼习武，很有些力气，家里横行惯了，昨天上街却碰到了练家子。那人是有名的拳师，一番打斗，主人不敌，鼻青脸肿而归。
　　
外面风传争执的原由，是拳师看不惯主人欺凌奴才，所以才打抱不平；但主人自己的说法，是为丽春院的头牌争风吃醋的缘故。奴才辨不清真假，但他想，就算打抱不平，也轮不到拳师，主人打奴才是家事，外人是不容干涉的。
　　
晚上吃完咸菜就馒头，奴才被主人召去训话，主人说：“我搞上丽春院的头牌，于你的脸上也有风光；我脸上被打的肿包，于你脸上也大失光彩。这岂是打我一个，简直是打我们一家哩！”
　　
奴才汹汹然：“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　　
不几日，奴才打探消息，得知拳师去外地访友，家里只有一个老妈子看门，便寻摸了一根棍子，昂然前往，排闼直入，奴才面有菜色，此时却容光焕发，英气逼人，进屋拿棍一阵横扫，无论桌椅板凳，锅碗瓢盆，但凡有整个的，莫不砸个稀烂，随后大笑三声，扬长而去，临走还不忘在老妈子脸上摸了一把。
　　
奴才凯旋而归，主人对他说：“你，很不错的。”
　　
奴才得了嘉奖，欢喜不尽，觉得咸菜也分外香了，干活也更有劲了，逢人便说：“主人夸我呢！”
　　
可惜好景不长。拳师回家后听老妈子一番哭诉，雷霆大怒，天天在家门口练拳，并放出话来，要复仇云云。奴才对拳师不以为然，主人却怕了。就骂奴才不守规矩，胡乱闯祸，骂得兴起，竟将奴才暴打一顿，关入了黑屋。随后备了上好礼物，找拳师陪罪去了。
　　
奴才在黑屋里有些愕然，几乎要落下泪来，但不久也就释然了。奴才想，砸东西是应该的，但砸得太凶是不应该的，摸老妈子的脸更是可恶的；再说，主人和拳师终究还是要做朋友的，做奴才的，岂有不受点委屈的；说不定这会儿主人和拳师早已握手言和，正在一起喝花酒呢，这于自己脸上也是很有光彩的……
　　
想到这里，奴才便又欣欣然了。

http://vip.bokee.com/20080313491316.html

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给俄罗斯的经济带来重创，然而，普京接掌政权后，俄罗斯的经济很快走出困境，朝着国富民富的目标大步前进，其发展变化令全世界惊叹更令中国汗颜。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二份极具震撼力的报告。第一份关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报告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第二份报告涉及中国，中国在2001年至2005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的人口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
　　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却增加了 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了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当下，俄罗斯人平均月工资10800卢布，约合人民币3650元。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资最高，目前人均约 2万卢布，折合人民币6700元；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最低，月均工资在9500至10000卢布（人民帀3200至3360元）之间。实际工资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只是俄罗斯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就是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各地每一个季度都要调整一次“最低生活标准”，也就是“贫困线”。最低生活标准每一季度由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制定，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项。莫斯科去年第三季度，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为月5124卢布（折人民帀每月1700元，北京市2006 年 7月1日起，基本生活费确定为每人每月448元，仅为莫斯科最低生活费标准的26％），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为5795卢布，退休人员3533卢布，儿童是4381卢布。与中国东北接壤的滨海边疆区去年第二季度居民人均最低生活费标准定为月4362卢布（折人民帀每月1450元，与之接壤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现行居民最低生活费保障标准是1997年制订的，市区每人每月200元，阿城市、木兰县和延寿县为117元），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费指数为4687卢布，退休人员3383卢布，儿童4202卢布。
　　由于“贫困线”的标准特别高，俄罗斯财政支出的最大一块，就用在医疗、教育、补贴、救济等社会保障体系上。以莫斯科市2007年预算儿童补贴项目为例，全市今年财政预算，用于有子女家庭社会支持款项总额360亿卢布（108亿人民币），生育二胎及更多孩子的家庭所获一次性补助金额将增加4倍，从2000至1 万卢布不等；每个儿童的月津贴数额将增加1至1.5倍；多子女家庭的年度校服补贴从1000卢布增至5000卢布；因在家照顾3岁以下残障儿童而不能外出工作的父母将获得每月4500卢布（1300人民帀）；抚养三岁以下儿童的大学生家庭每月的食品补贴将增加两倍，从550卢布增至1650卢布；为预防社会孤儿出现及发展家庭教育方式，发放给监护人用于抚养被监护人的资金数额将从4500卢布提高到6000卢布。可以这样说，今日的俄罗斯，“贫穷”是相对的，从绝对意义上，已经没有穷人了。
　　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制定的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样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想当穷人，都不容易了。俄罗斯财政部宣布，根据俄罗斯2007～2009年三年预算计划，未来三年间，实际工资还将提高50%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俄罗斯经济长期趋势》报告预测，2012年前俄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赶上韩国、西班牙、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水平，2020年前，人均GDP可达29400 美元。十五年转型，俄罗斯人民，真正地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百年之梦。去年10月 11日，普金访问德国，接受德国ARD电视台和《南德日报》的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与我们建设了几十年的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我们将尽力做到遵循现代文明世界原则和民主原则，保障我国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目前，俄罗斯有四千个电视台，四万多份报纸和杂志，其中半数以上与外国媒体合办。与许多国家不同的是，俄罗斯不打算对国际互联网进行监控。俄罗斯不打算重返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我们只是在探索一种适当的体制，既能保证我国公民享有自由，又能保障他们享有管理国家及解决各种问题的权利，同时还能使国家成为造福人民的工具。”
　　第二份报告是世界银行于2007年12 月1日发布的《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2001年至2005年，中国10％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2.4％，由于世行专家尚未完整得到2004年以后的数据，研究仍在进行。有迹象显示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
　　这个结果，彻底地颠覆了发展经济学家们所谓的“水涨船高”的理论。与腐败共生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极端的贫富差距，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一个实际收入减少的庞大群体。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通过分析发现，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世界银行说，中国的贫穷人口已经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区，而是分散在全国各地。新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贫穷人口中超过半数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划定的穷困村庄，现在的贫困人口不仅分布在农村地区，而且已经蔓延到城市，各个发达地区和发达的城市都有。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里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基本上都有个人头费，生活都有所保障。贫困大多出现在农村地区。现在城市也出现了大批的贫困群体，并且城市的贫困群体比农村的贫困群体甚至还要难过。因为在城市的环境条件下，水、电、气、菜、米、油这些所有的东西统统都需要钱。一旦没有钱的话，比农村还要艰难。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比俄罗斯更早，时间更长，速度更快。但是，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反映在居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生活素质却完全不同。1999年至2006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与此同时，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公职群体和工商业者的财富迅速积累。“老板”不再吃香，“下海”几乎绝迹，买官成为时尚，公务员成为最抢手的职业。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与非公职人员工资滞涨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七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国家财政收入从1999 年1.5万亿增加到去年的5万亿元，而社会保障体系却近乎完全消失。成千上万中国人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下，被压得喘不气过来。更有一个 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还在下降。
　　世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Bert Hofman表示：“分析表明，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受到收入冲击的影响，因此只能依靠储蓄来维持消费”。令人忧心的是，他们微少的储蓄，能补贴维持多久？六年前1.5万亿的财政收入，建立不了社会保障体系，六年后，年5万亿的财政收入，仍然没有社会保障体系形成。

人民公厕

阿拉丁 @ 2008-4-24 23:15:51 阅读(3834) 引用通告 分类: 瞎B评

1

    那些掌握着话语权的喉舌们一次次声嘶力竭地严正声明，“不要把奥运政治化”，我仰视着电视上那些庄严的大脸，如观赏一出人间喜剧。在这个谎言被频繁包装上金箔的国度，太多的人被那层金箔慑服，他们相信那些话语垃圾是真实的，是美丽的。就像他们的父辈对一个凡人能活万岁万万万岁深信不疑。

    反对将奥运政治化的人，就是把奥运政治化的人，这是个笑话，贼喊捉贼的笑话。

2

    当奥林匹克渐渐背离体育的本质之时，新闻媒体的天职便凸显出来，在一个越来越虚弱的体制服面前，我看到的，却是越来越孱弱的媒体，软体动物肯定不是一份媒体的常态，我宁愿把一堆鼻涕看成是暂时的，一次被并不那么凶悍的伤风感冒吓出来的产物。

    我确信无疑的，中国媒体在奥运大语境之下，最该做的一件事就是“祛魅”——祛除意识形态强加于奥林匹克的“魅”，这个魅如同一只箭猪，一只刺猬，怀着不可告人的惕然防御一切敦厚中和与锋锐逆耳的话语。在并不那么锋利的棘刺之前，新闻纸和铜版纸大多畏葸不前，收起了芒，放下了笔，成为顺民，成为帮闲，甚至成为忠实的伥，成为愚民的工具。我很难说服自己，读者会喜欢这样的奥运新闻，这样的奥运话语，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一张新闻纸——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崇尚大一统的国家，新闻人在一个特殊的年份，令人忧虑地同化着自己，令人恐惧地同化着别人。

3

    我同样拒绝相信，适度地讲一些真话，适度地报道一些真实的新闻，会为一张新闻纸带来杀身之祸，权力的大手还那么有力吗？还具有撕碎一张纸的力量吗？

    大多时候，是自己吓自己。一个讲了几千年的鬼故事。

    从纯粹的技术角度，公众已爆发大面积奥运视觉疲劳之时，什么样的奥运报道更能缓解和愉悦他们的晶状体？

    这不是向权势示弱，是向自己的内心示弱，是面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示弱。

4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把自己埋在洞穴里，做狄奥根尼，新闻人却不可为也。那是可怕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这世上的鸟人有两种，一种是乌鸦，一种是喜鹊。人人都有选择做哪一种鸟人的权力，有的人飞到喜鹊之中，唱着颂歌，欢快地遮天蔽日。有的人会回到黑压压的乌鸦之中，吃着腐肉唱某一支歌：比如张楚的，咱们兄弟皮肤永远是黑的。

5
    保罗·奥斯特讲过一个故事，一个丹麦的探险者来到北极，在暴风雪中艰难行走，几近冻毙。他师法这篇神奇大洲的土著爱斯基摩人，为自己盖了一座冰屋。他躲在冰屋中，听着外面风雪肆虐和阵阵狼嚎，狼的威胁让他不得不封闭了冰屋，他获得了暂时的安全。可随之发现，他呼出的冷气慢慢在冰屋的壁上凝结，他的避难之所愈来愈逼仄狭窄。这是命运给他开的一个绝妙的玩笑：想活下去，维持呼吸是必须的；想活下去，维持一个容身的空间也是必须的——于是悖论出现了，需要空间，就要停止呼吸，需要呼吸，就要失去空间——这个厕身的冰屋将成为一座冰棺，冲出去？可是死亡的威胁无处不在，冰屋外饥饿的狼群正在等待着它们的肉破屋而出……

    这是一个没有结果的小说。在阅读这个悲壮的故事之时，我的呼吸变得窘迫不堪，我似乎也与那位探险家一样，置身冰屋，绝望地凝视着越来越逼仄的空间，绝望地看着自己呼出的气体一层层凝结在冰屋的壁上——

6

   这一年的八月，对诸多新闻人而言就是那间冰屋。我们面临的两难选择是：做一个“歌德”派和保持内心独立之矛盾。我深知并可以理解，更多的人会选择做前者，既然有人擎着主旋律的大旗和爱国主义的华盖，跟在后面，做一个沉默的行尸相当简单且似并无不妥——于是我们看到许多表面上生龙活虎的人，快乐地活在阳光之下，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放弃了呼吸的权力，但，实质上，这是一群温暖的、会直立行走的尸体。他们的肉体还在呼吸，他们的精神的呼吸器官已自动关闭。

7
    要呼吸
    要发出声音。
    不一样的声音。
    这声音是证明我们还活着的标志。

红心的故事

献给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钱钢

红心——红心是什么？网络游戏？手机图片？中国大陆一种萝卜或咸鸭蛋的品名？说不定，你还听到潮起潮落的股市上有股民说：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你还记得——也许根本不知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动员毕业学生上山下乡的口号。那一代人还会说“广阔天地炼红心”、“一颗红心忠于党”、“红心献给毛主席”，还会唱：“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红极一时的红词和红句，于今安在？“突出政治”、“反修防修”、“世界一片红”、“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还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它们烟飘云散许久后的一九九二年，我开始使用电脑。这时听说，有人在用电脑解析整本《红楼梦》，探寻这部名著的语言奥秘。二〇〇一年，我卸下《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一职；坐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电脑前，学习用光盘，对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作计量分析。

我寻寻觅觅，追索那些红色口号。它们在历史的某一刻呱呱坠地。渐渐——有时会突然，越长越高，甚至疯长成巨兽哥斯拉（Godzilla）。它们也会衰竭，染病，被冷落或是遭遗弃，渐渐——有时只在一夜间，夭亡，消失。它们还会变形。有些词失踪了，可是冷不防，你还会撞上它的游魂。

确切说，“红心”不是口号，是各种口号里频繁出现的热词。它语义朦胧，包罗万象，但却曾是一个影响过几亿人的图腾。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所说，“说理和论证战胜不了一些词语和套话。……许多人把它们当作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在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它们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

     “红心”的生命轨迹是这样的：

这是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八二年，“红心”在解放军报历年被使用文章篇数的变化曲线。在文革时期，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并称“两报一刊”，是毛泽东号令天下的最重要传播工具。它也是我从事新闻职业的第一个媒体。

我考证过“红心”的来历。人民日报创刊于一九四六年。截至一九五七年底，仅在一九四九年，发现一个与后来的用法勉强相近的“红心”¹。早期军队文艺作品中偶有“红心”这字眼²，并不流行。解放军报一九五五年创刊，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报纸上，“红心”，指的是战士打靶的十环靶心；“命中红心”，象征高超的射击技能——无独有偶，台湾国民党军也有完全相同的说法。

不过，“红心”盛行之前，中国人的辞典里却有“黑心”：“黑心商人”、“黑心的汉奸”……。一九五七年夏天以后，报纸上“黑心”多了起来。“右派分子的黑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心”……。在革命阵营，黑，象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丑恶的主义。而“红”却正相反。“红旗”、“红军”、“东方红”，红，代表所有被崇尚被讴歌的事物。

政治话语也是一种植物。从古老的忠奸分明到现代的红黑对立，“红心”的种籽已在。一九四九年后，社会主义改造扫荡旧的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思想，“红心”有了土壤。反右的气候使它破土而出。

一九五八年，作为政治词语，“红心”降生了。

这年四月六日，解放军报报道，某医院高级知识分子主动开会向党交心。为了表示交心要交得勇、交得诚、交得深、交得透，他们举着红旗和一颗大红心，在全院游行。³无独有偶，四月十九日，乌鲁木齐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举行“自我改造跃进大会”，向党交心，决心改造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立场，终身效忠社会主义。会后，敲锣打鼓游行。走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门口，向区党委书记敬献了用红布、红纸做成的红心。⁴此种形式被各地效法，北京民主党派举行交红心游行，民盟的队伍高举纸糊“红心”，率队者沈钧儒。

这就是中国大陆传媒上“红心”一词的词源：在反右运动中，作为“黑心”的对立面，“红心”降生。

一出眼花缭乱的大戏，从“号召”人民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开锣，到把五十五万说了几句真话的人打成“右派”、使数百万人受牵连打击落幕。朱正先生在其所著《两家争鸣——反右派斗争》一书的结尾写道：

没有人再提意见。

通往大跃进的道路打开了。

通往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打开了。

“红心”问世，起初实有其物（从民间女红、剪纸中移来），此时被赋予政治意涵。它开始的语义是“听话”。紧接着，便是“奉献”。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大跃进，到处是驱赶麻雀的锣声和小高炉炼钢的滚滚浓烟。一些来自农村的官兵，对土改后家中已有的骡马和鸡鸭突然“归公”心存抵触。军中广泛开展共产主义教育，要让他们认清：“革命战士火红心，党的立场最坚定，个人得失云霄外，一心一意为人民。”⁵

　　为“胡闹经济”、“命令经济”埋单的是数千万条消失的生命。那时的“红心”，意味着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无条件拥护，意味着克己、灭私。“红心”后面的动词，多是“为”、“献”、“交”，而宾语，则几乎全是“党”、“祖国”、“公社”。

童年的我们被告知，国家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国际上又掀起了反华大合唱。敢于对抗美国的古巴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古巴人民也有和我们一样的红心。于是之、英若诚等北京人艺著名演员激昂地朗诵：

菲德尔·卡斯特罗发出了号令，

　　号召人民以铁和火来回击敌人！

　　七百万颗红心一个意志，

　　七百万支枪口，对准这批帝国主义的雇佣兵……⁶

巴西也和我们作对，以间谍罪名拘禁新华社记者和贸易官员等九人。全国各报连载长篇通讯《九颗红心向祖国》。我至今还能记得，有个反迫害记者的名字是王唯真。⁷

文革爆发前，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宣传了许多“先进典型”，他们都是“红心”的代表，有的至今仍为楷模，例如雷锋。当时公布的“雷锋日记”云：

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幸福，就是入火海上刀山，我也心甘情愿！就是粉身碎骨，也是赤胆红心，永远不变！⁸

在解放军报工作时曾遇到过一位总政治部的老干部，他参加过对雷锋事迹的“挖掘”。我在八十年代亲耳听他说，雷锋日记是经过“加工”的。所以，后人读到的雷锋日记，并非字字真迹。

那时代，报纸上彷佛时有书法展览。每出一个英雄，党、国、军领导人便纷纷题词赞颂。解放军战士欧阳海，拦惊马救列车而牺牲。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赋诗：

向欧阳海同志学习：赴汤蹈火如需要，脸不变色心不跳，毛主席的好战士，说得出来做得到。曾经跳入冷水井，救出小孩非由请，又曾跑进大火房，背出邻家老大娘。见义勇为出天性，生平只知干革命，一本毛选不离身，书能活用可通神。舍生冒险救车祸，百千人命得安妥，忘我精神世所钦，钢铁意志火红心。⁹

董老喜用“红心”。有时为押韵，他便以“赤”代“红”。如在赠给海军轮机兵麦贤得的诗中，他写道，“不怕死在眼前迫，毛泽东思想哺育此心赤”。¹⁰

麦的事迹惊心动魄。报道称，在台湾海峡一次海战中，他头部被弹片击中，脑脊液外流，在神志不清、脚步不稳的时候，仍坚持战斗三小时，居然能够从密如蛛网的管道中和千百个螺丝里，检查出一个震松了的小螺丝钉，创造了无法从生理学上找到答案的奇迹。¹¹董诗给出答案：“思想若能革命化，五官百骸听驱策”，十分切合当时流行的“精神原子弹”之说。“钢铁战士”麦贤得的日记也被报纸刊登。日后谱写大量毛主席语录歌的音乐家劫夫，专为麦贤得的日记作歌《掏尽红心为人民》。

报纸告诉人们，红心不是与身俱来的。取得红心的办法很多，“归纳起来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学好毛泽东思想。”¹²有个从大学参军的士兵，入伍后感到屈才。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根源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是受了家庭和旧社会的影响”。他写了篇学习心得，题为“换心记”。他写道：“入伍后，我换了一颗心（把私心变为红心），这颗心，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换的。”¹³

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半期，解放军中最流行的词语有“高举”、“紧跟”、“突出”。有红心，必须“高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必须“紧跟”——紧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必须突出——突出政治。一九六五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取消军衔制。从元帅、将军到士兵，一律无差别地佩戴红帽徽、红领章。那时有支名为《全军上下一片红》的歌子非常流行：

红色的帽徽红领章，红色的战士红思想，全军上下一片红，颗颗红心忠于党。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红光闪闪照四方。

   继承红军好传统，学习红军好榜样，红色军队代代红，颗颗红心向太阳。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千年万代放红光。

    少年时代的我喜欢这首歌，那么多的“红”，听得让人血脉贲张。就在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我们一个猛子，扎进了红得不能再红的文革红海洋。

一九六五年全年，解放军报上“红心”的使用篇数是一〇三篇，一九六六年达到了二二七篇。许多此类文章，和毛泽东八次检阅红卫兵有关。那时满眼是这样的句子：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的帽徽和领章是红的，我们的心是红的，颗颗红心向着您”……

“千万遍欢呼毛主席万寿无疆　亿万颗红心飞向毛主席身边”……

　　“千万双眼睛仰望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高高举起，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

    文革，各式红色口号喧哗升腾。在一九六七年的解放军报上，“红心”的传播强度继续攀升，达到二四一篇，一九六八年，再翻一番——四九五篇，一九六九，四八二篇。这是“红心”传播的巅峰期，它像符咒，通过报纸、广播、样板戏¹⁴，在痴狂的人群中播散。

下面的句子，摘自一些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发给毛泽东的致敬电：

毛主席啊，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忠于您！蘸尽东海万顷水，写满蓝天千里云，写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热爱，无限崇拜！表达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信仰，无限忠心！我们生为捍卫您而战斗，死为捍卫您而献身。为捍卫您，鲜血染红革命旗，生命献给毛主席！为捍卫您，我们刀山敢上；为捍卫您，我们火海敢闯。海枯石烂，我们忠于您光辉思想的红心永不变，地动山摇，我们高举您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不动摇！（甘肃）¹⁵

      您和您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亲切接见了四川在京学习的革命战士，喜讯传来，全省军民心潮似海，激情如火，红心涌向红太阳。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一定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读您的书，永远听您的话，永远照您的指示办事，永远做您的好战士！无限忠于您，无限忠于您的光辉思想，无限忠于您的革命路线，无限忠于以您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四川）¹⁶

我们井冈山儿女坚定不移地表示：天变地变，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毛泽东思想的红心永不变！地动山摇，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决不动摇！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永不丢！对毛主席的指示句句照办，字字照办，永远照办！（江西）¹⁷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这盛大节日里，祖国南方大门的儿女，红色宝书贴胸口，豪情洋溢喜泪流。……四千万颗红心迸发出震天动地的声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四千万颗红心凝结成世界上最美好的祝愿：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广东）¹⁸

    “红心”的传播达到顶峰时，定义归一，即“忠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成为地球上最大的剧场，亿万人竞相献艺，把世上最美好的语言全部敬奉给毛，而把最一切毒咒喷向毛的敌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这时成为最大的“黑心”恶魔，被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江苏有位不识字的农妇顾阿桃，据报道，她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用图画画出“读书笔记”。文革初，报纸整版刊出她批判刘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漫画和发言，题为《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拚》。其中，刘少奇号召学习马列竟也成了罪证：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黑心黑肺黑肚肠，写了一本黑《修养》。……黑《修养》里借口要共产党员“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不提我们要当毛主席的好学生。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提我们当毛主席的好学生，目的就是要我们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¹⁹

如果不回到彼时彼地的历史现场，后人怎么可能理解这种逻辑？面对光天化日下的错乱，那时的实情是：有人热泪盈眶地服膺，有人不假思索地跟从，有人怀着忧悸，在大合唱中隐身自保，有人——那种每个时代都不缺少的精明者，则不问全信、半信或不信，皆本能地加入高呼，更对虚言夸词进行不乏灵感和激情的创造性再传播。而在这一切背后，是专政机器的强大威慑，和独立思考者的悲惨身影。

一九六九年，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那年十六岁，说是“六八届初中毕业”，其实只读到初一便“停课闹革命”。我爱作文，伴随我进军营的是一本《革命委员会好》——“两报一刊”祝贺各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和各地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我笃信红词红句，还爱慕那些社论标题，什么《东北的新曙光》（黑龙江）、《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四川）、《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不到长城非好汉》（宁夏）。一九七〇年元旦，两报一刊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其中一些句子多少年后还能脱口而出，如“旧世界风雨飘摇，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在整个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帝国主义的‘安定的绿洲’了”。

就在这年元旦后没几天，我目击了一起手榴弹爆炸伤人的严重事故。

那是个阴冷的下午，连队行军来到宝山县海边。许多年后那地方成了“宝钢”。当年是国民党留下的废弃机场。我们在那里进行实弹投掷。

    当兵次年我担任了文书，那天，在指挥投弹的副连长身边，记录每个战士的成绩。海边细雨寒风，我打着哆嗦，不时抽着鼻子。副连长见状，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旧弹坑说：“小钱！到那里避避风！”

弹坑距副连长和投弹者很近。我刚刚跳进弹坑，投弹的战士上来了。接下来的事情在瞬间发生，几乎不可能看清细节。我只在突如其来的震撼中听见极近的爆炸声，看见两个人腾空而起，接着像被一根铁棍击落到地下。我头脑一片空白，呆怔了几秒后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哭喊着，跳出弹坑，向副连长奔去。

事情的完整经过，是后来经投弹战士的描述和现场勘验，才拼接出来的。那战士是个饲养员，平日忙碌喂猪，很少训练。他很紧张，已经拉了弦的手榴弹脱手落在脚下。副连长扑上去，左手抓起，扔出，但手榴弹在他头顶左上方爆炸了。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的恐怖经历。我看见鲜血和脑浆，看见被炸断皮带的涂血的手枪，看见被炸成蜂窝状的衣袖，听到惨叫，卷入一片混乱的抢救。饲养员轻伤，幸免一劫。副连长被三个弹片击中头部，经抢救脱险，却终生残疾。

    出事当晚，整个连队弥漫着令人透不过气的压抑情绪。满满一锅米饭，到夜深都没有人碰。有摩托车声由远及近，我被叫出去，师部的新闻干事来找我和一些战士谈话。

我们宿营在海边的村庄，没有电。忽明忽暗的油灯下，新闻干事说：

“你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一是一，二是二！”

一些日子后，这起重大训练事故，演化为一个英雄故事：副连长奋不顾身，舍己救人。这不是一般的“爱兵”故事。一年前，毛泽东在“九大”上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所以，我们的副连长，被定为“两不怕”的典型。

新闻干事的长篇通讯在军区报纸刊出。他在采访时让我“一是一，二是二”，但他笔下的副连长，却让我感到陌生：这是个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有很高的无产阶级觉悟。事实是，这位一九六二年从苏州入伍的高中生，最突出的是军事技术强。他当过团里的参谋，军服整洁，爱穿擦得很亮的皮鞋，在连务会上被人批评“清高，骄傲，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他想违反上级的戒律，在驻地谈恋爱，找了个上海姑娘。请求建立恋爱关系的报告被党委否决，我亲眼见他脸色铁青，把被打回的报告扔进抽屉。

文章还用副连长的事迹去批判刘少奇。说，手榴弹从拉弦到爆炸只有短短的三秒钟，我们的副连长啊，不管三秒钟，只管往前冲，用他的英雄壮举，给了刘贼“钟爱自己”的“活命哲学”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当时读到报道的感觉是，钦佩，仰慕！

    我被抽调到团部，奉命以英雄壮举目击者身份到各个连队巡回报告。我问领导：怎么报告？领导说，按照报纸的报道讲！报告题：《不管三秒钟，只管往前冲！》

    我被抽调到更高级的机关——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学习文艺创作。这是我写作道路的起点。我在那里创作和发表了处女作。

    那是一个歌颂副连长事迹的说唱台本。我不仅模仿报纸报道里的“闪光语言”，还对真人真事进行“升华”。我写道，迎着喷薄欲出的朝阳（不是阴冷的下午），副连长率领我们来到海边。他挺立队前，带领我们背诵毛主席语录，进行战斗动员（不是只做具体的实弹投掷准备）。他高声问战士，前方的靶子是什么（其实投弹无须靶子）？大家满怀仇恨地回答：那是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好！”他下令：“狠狠地打！”——当然，此皆杜撰。我用劲咬着笔杆，要“挖掘”副连长的思想境界。我的处女作的标题是《一颗红心永向阳》。

    是的，这是我的“红心”故事。了解“红心”和红色政治口号的生灭史，便不难理解，当我和我的同代人开始写作时，那些成为后人笑料的词语，何以会如此自然地出口成诵。这也是我走进文学和新闻的第一课。命运安排我，刚踏足这职业，就遇到“真话与谎言”这核心命题，只不过多年后才转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奋力前行，并付出代价。

其实也就在“红心”的传播到达巅峰的时候，我和许多同代人自己的心，已经悄悄变色。一九七〇年，我渴望入党而不获批准——因为父母随着文革深入成为“有问题的人”。到了一九七一年林彪“自我爆炸”，毛的神像在眼前动摇。

朱学勤曾说，林彪事件后公布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其中那些“恶毒语”，将他和下乡的同伴一棒喝醒，而乡间苦况和大饥荒史实，更将他们的左翼迷幻彻底轰毁。朱学勤在《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李“红心”的秘密》，讲了他的“红心”故事：

在他下乡的村子里，有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妇女队长。报纸记者来采访这位孤老婆婆，搜集了许多感人的事迹（朱回忆，事迹全部真实。如同我的副连长舍身扑救士兵，是让我铭记终生的真实情景）。但记者遇到难题：老人没有名字，像许多农妇一样，她的称呼也是“张王氏”、“李赵氏”之类。记者灵机一动，文章见报前给老人起了个名字：李红心。

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有人无意中窥见了“李红心”品质高尚的秘密：一天半夜，一位住在“李红心”家的女同学听见微弱说话声。悄悄起身，发现“李红心”一个人在屋里，右手在胸前划十字，口中喃喃自语。她在祷告！这位乐于助人的“李红心”婆婆，原来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林彪事件后，红色口号，尤其是发源于军队的一整套“高八度”语言，迅速降温。解放军报上“红心”的传播强度，回落到一九六五年前的水平。一些新的口号——“反潮流”、“破法权”、“全面专政”开始风行。但“红心”犹在，仍配合着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林彪垮了，红心意味着“批林批孔当闯将”；邓小平倒了，红心又意味着积极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夜间，“深入揭批四人帮”成了红心的标志。毛泽东死了，报纸的大标题变成：《红心向着华主席》！²⁰

    朱学勤说得对，“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看看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报纸吧：“几天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普遍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集会和游行，热烈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千万面红旗辉映着胜利的笑脸，千万颗红心发出了同一个战斗的声音：‘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²¹

“红心”这个词，应当成为人类史的标本。它是强权的另一张脸，崇高而美丽。浸淫于简单化政治中的亿万人，数十年、无数遍口口相传，使这咒语迷幻力日增。红心的“红”是形容词，更是动词，是强人驱动体制运转的动词。这就是为什么，被红其心灵的中国人会如此驯顺地缴出一切，利益与生命，常理与常情，还有爱和诚信。人们被诱导，震慑，裹挟——不只被领袖声威、党国大义，每一个人还被其他人——同学、同事、朋友甚至亲人所裹挟，被语言的声浪所裹挟，更被自己的羞耻感赎罪感所裹挟。“换心术”是暴君得逞一时的秘密武器。而“红心”的淡出，又恰是这三十年“中国奇迹”得以发生的玄机之一。

尽管在红色高棉和北朝鲜它还顽强存活着²²，但随着改革开放到来，“红心”一词在中国开始真正冷却了。就像在文革前反对“突出政治”一样，邓小平在文革后坚决抛弃了“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是邓的务实主义带给中国人的最重要转变，其意义绝不亚于告别饥饿。当然，历史的钟摆也开始强劲地摆向另一端。物欲横流，逐肉弃灵。是报应？

更确切说，“稳定压倒一切”的主轴下，即使越来越多人想找回各自的“心”，也并不受到嘉许。政治动员惯性犹存。“主义”不那么时兴了，可是精神驱使之速效，声音一致之便利，对政治家还有着难以抵御的诱惑力。身居高位的大奸巨贪，也每每口吐红言。“红心”尚未绝迹。它的同义语——“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以德治国”等新说法，仍飘来耳畔。然而时移世易，尽管权力还时有闯入人们内心世界的冲动，但已不再无所忌惮。真正的思想自由还在远方，但杂色斑斓的个人精神领域已经开始隐然成形。毕竟，“红心”等一整套政治话语，连同它们的语境、语义、传播者与接收者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红”——崛起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民粹型极权主义政治文化——这个最根本的语源，彻底变异了。

有部德国电影，名叫《Good-bye,Lening》（《再见，列宁》）。我对这块化石说：

别了，“红心”！

法国驻华大使谈抵制全文

——转自闾丘露薇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9d5da01009g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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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eccf858407403628
注：今天法国驻华大使馆说，接到不少骚扰和投诉电话，是因为看完了凤凰的采访报道之后，中国民众表示不满。由于采访只是引用了其中的很小部分，因此希望能够把全文公布出来。以下是当天法国驻华大使何克4月15日接受采访的全文（由使馆翻译）。

Transcription d’une interview accordée à Phoenix News

par l’Ambassadeur

15 avril 2008

Des voix s'élèvent pour critiquer la mauvaise protection accordée à la flamme olympique à Paris par les autorités françaises, qu'en pensez-vous ?

Hervé Ladsous : Merci de me donner l’occasion de vous donner mes réactions sur ces questions.

谢谢你给我机会就这些问题作出回应。

A propos du passage de la flamme olympique à Paris, qui était effectivement un événement majeur, je dois dire que le gouvernement français a pris toutes les mesures qu’il était possible de prendre : nous avons mobilisé 3000 policiers, jamais on n’avait vu cela dans la capitale française. Je sais que cela a été traité comme une visite d’état, ce qui montre l’importance que le gouvernement français attachait au passage de la flamme à Paris.

关于在巴黎的火炬传递活动，这确实是一个重大活动。法国政府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我们出动了3000名警察，这在法国首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一活动得到国事访问级别的待遇，这足以证明法国政府对巴黎奥运火炬传递活动的重视程度。

Alors c’est vrai, il y a eu des incidents regrettables - j’utilise ce mot à dessein - mais la mobilisation a été totale, personne ne peut dire le contraire. Il me semble d’ailleurs que le gouvernement chinois n’a pas dit le contraire.

尽管如此还是发生了一些非常令人遗憾的事件。但是法国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而我觉得中国政府对此也很清楚。

Des citoyens chinois proposent de boycotter des marques françaises, qu'avez-vous à leur dire ?

HL : J’ai pris connaissance effectivement de ces appels au boycott d’entreprises et de produits français qui circulent sur Internet et par SMS.

我确实听说过通过因特网和手机短信发出的抵制法国企业和法国货的呼吁。

Je trouve que, franchement, c’est une idée absurde. Vous comprenez bien que la réalité d’une relation, une relation économique, une relation de travail, repose sur des échanges.

坦率地说，我认为没有实际意义。你们应该知道这样一个现实，经贸关系和两国关系是建立在相互交流的基础之上的。

Les entreprises en question, y compris Carrefour mais également beaucoup d’autres, ont des dizaines de milliers d’employés chinois, vendent pour l’essentiel des produits faits en Chine, donc un appel au boycott reviendrait en réalité à boycotter des produits, des ouvriers et des employés chinois. Je crois que ce n’est pas sérieux, tout simplement.

相关企业，包括家乐福以及许多其它企业，它们聘用中国员工数以万计，销售的产品大多数也是中国生产的。所以，呼吁抵制实际上抵制中国产品和抵制中国员工。我认为简单地说这是没有意义的。

Nous devons au contraire avoir une vision constructive de l’avenir et ne pas remettre en question, ou mettre en péril, sur des réactions épidermiques dirais-je, ce qui fait la force de no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économiques et de tous ordres.

相反的是，我们应该有一个面向未来的眼光，不要使我们两国经济、贸易和其它关系因为一些—我想说----过激的反应，而受到损害，或者使其处于危险境地。

J’ajouterai une chose : dans l’histoire, on a toujours constaté que les appels au boycott étaient inefficaces, dans tous les sens. Donc pour résumer, il est aussi absurde d’appeler au boycott d’entreprises ou de produits français en Chine qu’il serait absurde d’appeler au boycott de produits chinois en France.

我还要补充一点：在历史上，人们总是发现抵制起不到作用，在任何方面。所以，总之一句话，呼吁抵制在中国的法国企业和法国货意义不大。就像在法国呼吁抵制中国货一样没有意义。

D'après votre longue expérience de la Chine, quels autres moyens les citoyens chinois ont-ils d'essayer de convaincre les Français du bien fondé de leur point de vue?

HL : Il est évident pour nous que les jeux olympiques, qui sont une fête universelle, une fête de l’amitié, une fête de la jeunesse, une fête du sport, il est évident que ces jeux olympiques de Pékin 2008 doivent être un grand succès pour tous les participants. Pour tous ceux qui pendant 17 jours vont vibrer devant les images qui proviendront de votre capitale.

显而易见，奥运对于我们是一个全球的盛事，一个友谊和年轻人的节日，一个体育盛会。显而易见，北京2008奥运会，对所有参加者来说，都应该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对那些在17天的时间里，在影像面前—从你们首都传出去的—影像面前的人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Alors je pense que ce qu’il faut c’est continuer à travailler, et continuer à expliquer aussi car c’est vrai qu’il n’y a pas toujours une perception suffisante des problèmes qui peuvent exister.

我认为应该做的是继续努力，也要继续解释。因为确实对一些可能存在的问题，人们的感觉往往不一定够。

C’est l’une des raisons qui font, d’ailleurs, que nous avons depuis très longtemps - nous et tous les autres pays - invité le gouvernement chinois à la plus grande transparence, à la liberté pour les médias, à la possibilité d’aller partout - y compris au Tibet - pour voir ce qui s’y passe et apprendre de la réalité pour mieux comprendre.

这正是我们和许多其它国家，一直以来敦促中国政府能够更大透明，给媒体各地自由采访，如去西藏，去看看和了解那里发生的事情，以便更好地理解。

Je crois que c’est un message très important. Nous n’avons cessé de le répéter avec d’autres, et pour résumer c’est cela : la liberté d’informer, la liberté de comprendre, la liberté de voir, et de faire son jugement. C’est peut-être cela le plus important actuellement.

我相信这个信息非常重要。我们跟其它人不断地重复这一点。归纳起来：自由传播信息、自由地去理解、自由地去看和作出自己的判断。也许这是目前最重要的。

Les Chinois comprennent-ils bien la position officielle française?

HL : Je crois qu’il faut dissiper beaucoup d’ambiguïtés. Des ambiguïtés qui n’ont pas lieu d’être.

我觉得有许多事情需要进一步解释清楚。

La réalité, quelle est-elle ? La réalité c’est que la France est l’amie de la Chine. Et depuis longtemps. Et elle souhaite le rester pour très longtemps.

什么是事实？事实是法国是中国的朋友，这种友谊有着悠久的历史，法国希望永远做中国的朋友。

La réalité c’est que la France respecte totalement la Chine et sa souveraineté, donc qu’on n’aille pas dire que la France a des idées bizarres sur le Tibet : nous savons que le Tibet est une question qui relève de la souveraineté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et nous ne transigerons jamais là-dessus.

事实是法国完全尊重中国和中国的主权。所以人们不能说法国对西藏有什么奇怪的想法。我们知道西藏问题是一个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问题。我们从永远不会改变这一立场。

Mais en même temps, étant l’ami sincère, intime, de la Chine, nous pensons qu’il est de notre devoir de dire à nos amis : « Il y a un problème, quand-même, et nous sommes prêts à vous aider à résoudre ce problème si vous le souhaitez. ». Ce n’est évidemment pas une obligation, c’est tout simplement une disponibilité que nous marquons.

但是同时，作为中国诚恳和亲密的朋友，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告诉我们的朋友：“西藏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果中国愿意的话，我们很愿意帮助为此做出我们的贡献”。当然这不是必须的，而只是我们向中方表达的一种友好姿态。

La disponibilité pour quoi ? Pour essayer de faire en sorte qu’un processus de dialogue puisse redémarrer après les images terribles que nous avons vues le mois dernier : nous avons vu des Han et des Hui massacrés, des boutiques Han brûlées, détruites. Nous avons vu aussi des Tibétains tués ou blessés. Tout cela nous cause beaucoup de chagrin, beaucoup d’émotion, et beaucoup de regrets, et le vSu que nous formons depuis le début est que cette situation difficile soit surmonté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il n’y a pas d’autre solution en général, dans ce type de situation, que le dialogue.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呢？目的是什么？是希望恢复对话机制，因为上个月大家都看到了一些可怕的镜头：一些汉族人和回族人被打死，汉族人的商店被焚烧，摧毁。我们也看到藏族人被打死和打伤。这一切让我们感到很难过、很震惊、很遗憾。我们从一开始就希望这种困难局面能得到平息。而根据我们的经验，在这样的势面前，一般来说没有其它办法，只有对话。

Alors, le dialogue, selon des modalités qu’il appartient au gouvernement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de décider, mais il y a eu par le passé dialogue entre le gouvernement chinois et le Dalaï-Lama à six reprises et c’était la Chine qui en avait pris l’initiative.

而对话方式和条件当然应该由中国政府来决定。在过去，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之间曾有过6次对话，都是中国政府主动提议的。

Donc nous formons le vSu que d’une manière ou d’une autre, ce dialogue reprenne. Et nous disons simplement : « Nous sommes les amis de la Chine, nous sommes à votre disposition si nous pouvons vous aider en quoi que ce soit ».

所以，我们表达这样的愿望，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双方应该恢复对话。我们只想说：“我们是中国的朋友，如果中国愿意的话，我们随时愿意为中国效劳”。

C’est le sens de la position prise par les autorités et par le gouvernement français, et c’est une position, je crois, qui est parfaitement compréhensible.

这就是法国政府立场的意义所在，而这个立场我认为是一目了然的。

Pouvez-vous nous dire si le Président français compte assister à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des jeux olympiques ?

HL :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effectivement, n’a pas encore décidé. Pour le moment il a dit très clairement que toutes les options restaient ouvertes.

他确实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但是已经明确表示任何选择都是可能的。

Je n’ai rien à ajouter à ce qu’a dit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à ce sujet.

关于总统在这个问题上说过的话，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

Des rumeurs courent à propos d’un éventuel soutien financier de Carrefour à l’action du Dalaï-Lama, que pouvez-vous nous dire à ce sujet ?

HL : C’est évidemment à Carrefour de répondre à cette question. Je comprends qu’ils l’ont déjà fait en démentant toutes ces allégations qui circulent et en disant d’ailleurs qu’ils se réservaient d’y apporter des suites judiciaires. Donc je pense qu’il s’agit d’accusations absurdes, mais encore une fois c’est à Carrefour qu’il revient de vous répondre sur ce point précis.

当然应该由家乐福来回答这个问题。据我所知，他们已经否认了这些谣言，另外他们甚至还说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所以，我想那些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但是，我再一次强调，应该由家乐福来回答这个问题。

J’ajouterai une chose aussi : vous connaissez l’engagement de Carrefour dans les jeux olympiques de Pékin : depuis le début ils ont soutenu la candidature de Pékin, et depuis lors ils ont constamment apporté toute leur aide à l’organisation des jeux. Leur action vise à contribuer à ce que ces jeux soient un succès, donc je crois qu’il ne faut surtout pas faire de procès d’intention.

我还要补充一点：家乐福对北京奥运会的强有力的支持是众所周知的：从一开始，他们就支持北京申办奥运，并至始至终都在为奥运会的组织提供实际帮助。他们的目的是想让奥运会获得圆满成功。所以，我认为这种指控对家乐福特别不公道。

穆加贝借独立日力批反对派

穆加贝拒绝下台

津巴布韦议会选举部分议席的选票将被重新点算之际，穆加贝借该国独立日演说猛烈批评反对派和前殖民宗主英国。

津巴布韦选举委员会下令周六（4月19日）在有争议的选区重新计票。

周五（18日）是津巴布韦独立日，穆加贝在首都哈拉雷对支持者说："打倒英国，打倒意图盗取我们国家的窃匪...捍卫我们的土地...我还有一口气，津巴布韦就不会再成为殖民地。"

这是津巴布韦在3月29日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以来，穆加贝首次对群众演说。

反对派领导人茨万吉拉伊周四（17日）在BBC采访中透露，在大选后，他领导的民主变革运动曾经几乎与穆加贝领导的政党达成协议，解除穆加贝的领导职务，但是三、四天后，会谈中断。

津巴布韦司法部长奇纳马萨指茨万吉拉叛国，与英国合谋改变津巴布韦政权。津巴布韦官方控制的一份报章刊登了他们所称属于茨万吉拉与一些右翼组织合作的"备忘录"。

哈拉雷英国大使馆说，"备忘录"是虚构的，茨万吉拉反驳奇纳马萨的叛国指控，称他在议会选举落败后变成了"不公正部长"。

中国货船

与此同时，南非当局证实停靠在德班港的一艘中国货船所载的货物目的地是津巴布韦。

德班港的船坞工人据信拒绝为中国安岳江号货船卸货。据西方多个媒体报道，船上运载了供应给津巴布韦的武器。

英国《卫报》报道，这艘中国货船上怀疑运载了77吨包括冲锋枪、迫击炮、火箭弹和数百万发弹药的武器。

报道说，南非政府证实有关货船抵达德班港的消息，并表示若该船只持有合法的清关许可文件，南非政府不能做出任何干预。

目前正值津巴布韦国内局势紧张之际，在3月29日举行的大选造成的政治僵局还未化解，该国暴力正在加剧。

国际社会正对津巴布韦实施武器禁运。

http://heyanguang.blshe.com/post/188/187845

2008年04月14日

作者 贺延光 15:13

　　当人们接受的信息是单一的，人们的思考就一定不会是理智的。这方面，我们的教训太多、蠢事太多了。一个人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总犯同样的错误。

　　早上，先后接到两条短信，发信者我不认识，看来像群发的，信的内容却一样，就是告诫人们抵制到家乐福去购物，理由是它是法国人开的超市，而法国政府支持藏独，他们的总统还宣布不参加开幕式了。

　　这两天，我还看到消息，有我们的留法学生呼吁同胞不要到法国旅游，理由和上面的差不多。

　　这么大的情绪就像传染病一样快速蔓延，很令人担忧。

　　我想，这些热血沸腾的人根本没有把问题搞清楚。法国政府什么时候支持藏独了？就因为火炬传到巴黎遇到了反对声吗？不错，面对奥运火炬传递史上前所未有的抗议者，难道我们除了愤怒，就不会有点别的思考？

　　就说法国吧，这么多年它一直和美国别别扭扭，在不少问题上还和我们中国保持一致，怎么当萨科奇被一人一票弄上台后，法国人说变就变了呢？

　　我们应该能够看到，法国警察在奋力阻止那些施暴者，因为在法国，在西方，任何意见都能发表，但只要出现暴力，立刻就会受到法律制止。仅此一点，就够我们中国学的，不信，你在北京组织个反对藏独的和平游行试试？

　　我很理解这样的激愤情绪，我这个年龄的人，大都做过愤青。四十年前，"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们曾经热血沸腾，曾经忠贞不二，结果是乱了国家，也险些葬送了自己。

　　那时，专制者统治人民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建立信息屏障，效果就像我们邻国的收音机只有一个频道，所以朝鲜人至今只信金正日一样。那时，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我们这些愤青们仍信誓旦旦地要去解救资本主义社会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呢。

　　是"9·13"突发事件交给了人们思考之门的钥匙；是"四五"运动集结了人们反抗专制的力量；是改革开放提供了人们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可能。

　　三四十年过去了，虽然中国经济变化巨大，但在意识形态方面却总是进进退退，一遇问题，许多时候我们仍习惯于过去的方式，立即建立信息屏障，办法很简单，就是我只让你知道我想让你知道的事。当人们接受的信息是单一的，人们的思考就一定不会是理智的。这方面，我们的教训太多、蠢事太多了。一个人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总犯同样的错误。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所以，面对重大事件，我亲历的教训总是提醒我，我知道的究竟有多少？我的信息来源是单一的，还是多方位的？我看到了结果，但我了解它演变的过程吗？

　　毛泽东有句名言：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只可惜，他从来不让人们凡事知道为什么。

　　制造假象，屏蔽信息是专制者惯用的手段，但他们不知道，假象在蒙蔽公众的时候，也同样会蒙蔽专制者自己。

　　齐奥塞斯库就是在接受子民山呼万岁时突然面对众叛亲离的，他哪能理解自己逃到家乡竟也无法摆脱人民的追捕，他更预料不到几天后当起义者宣判他夫妻二人死刑时，竟有那么多的士兵报名要亲自参加行刑。绝望的齐奥塞斯库夫人曾向一位年轻的士兵哀求：孩子，我这个年纪应该是你的母亲！谁知那名士兵毫无惧色：不，是你杀死了我们无数的母亲！

　　在自己制造的假象中死去的还有苏丹的阿明、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伊拉克的萨达姆、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尽管米氏头一年还被我们中国视作民族英雄，可第二年他就被自己的人民送进了海牙国际法庭。

　　毛泽东的结果似乎好些，但他老人家刚离世，自己亲手提携的一干接班人连同自己的老婆就被押上了审判台。

　　文明社会一个重要标志是信息必须开放，中国老话讲的兼听则明也是这个道理。

　　西藏问题复杂得很。几十年间，达赖喇嘛也有从追求西藏独立到改走中间路线并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演化过程。不错，达赖属下也有派系，那个藏青会是闹独立的、反对北京奥运甚至是崇尚暴力的，但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全部责任都推给达赖，这就如同阿拉法特不能控制下面的极端派而将责任全部推给阿拉法特一样。胡子眉毛一把抓，至少从战略上是失策的，其结果不仅反制不了施暴者，也团结不了一切可能争取团结的人。

　　既然远的唐皇帝可以把文成公主嫁到西域，近的胡耀邦可以提出变输血为造血解决西藏问题的政策，难道我们除了以暴治暴，就真的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吗？

　　只要不追求独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这好像是中央政府并没有改变的既定方针。我们对达赖喇嘛要察其言、观其行，要知道，台湾对大陆也在察其言、观其行。所以，在我看来，西藏问题如处理不好，台湾回归就根本无望。

　　什么叫谈判？在某种意义上，谈判就是相互妥协、相互让步和相互包容。否则，干脆吵吵骂骂、打打杀杀算了。但今天已不是冷战时代，战争是要死人的，而今天的中国更不能随便牺牲自己的子弟--都是独生子女，死掉一个孩子对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如果高官贵人与平民百姓同舟共济也罢，但您的儿女发疯似的在升官发财，凭什么普通人的孩子要去流血牺牲？

　　面对所谓的"反华"声浪，中国人不是第一次了。朝鲜战争时期有一次，大跃进时期有一次，文革时期有一次。只有SARS那次我们还算冷静，最后在外部压力下终于有了从隐瞒真相到面对事实的转变，从而挽救了更多人的生命。

　　平心静气地看，我们中国人逐步摆脱贫穷的三十年，哪一次显眼的进步离开过文明社会法治国家对我们的影响、帮助、甚至"压力"？经济上有目共睹，就是意识形态方面呢？我们曾批判过多少年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博爱，更视他们标榜的人权为洪水猛兽，但今天，就算羞羞答答，我们至少已经开始想建设一个"民主"和"法制"的国家了，想保护私有财产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了！

　　我们爱国的一个缘由，还来自中国饱受外强欺辱的历史，你看，我们的教科书一直就是这么说的。不错，这是史实，但不全面。就此之外，我们大汉民族也有欺负别国的并不荣耀的历史，远的元朝忽必烈的远征杀戮不说，近在30年前,我们输出革命，除了全力扶持臭名昭著的波尔布特政权外，还一直在鼓动、援助东南亚诸国的反政府武装进行一系列的血腥活动。

　　这里仅摘录一段史实供各位赏读：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当时，中国要东南亚国家同它联手孤立"北极熊"（苏联），而新加坡的邻国要的却是团结东南亚各国以孤立"中国龙"。李光耀告诉邓小平说，新加坡的邻国把中国视为威胁的来源，这是因为这个区域并没有海外俄罗斯人，不过却有海外华人，而且他和他代表的共产党还不断向东南亚人作政治广播，鼓励人们进行武装起义，为游击队提供武器和其他支援。后来，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描述了邓小平在听了上述议论之后的反映：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势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他突然问道："你要我怎么做？"我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我本来以为邓小平的态度多半跟我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当时我追问华国锋，中国怎么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马共在新加坡而非马来西亚搞革命。华国锋气势汹汹地回答说："详情我不清楚，但是共产党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斗争，都必胜无疑。" 

　　邓小平却不是这样……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经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我不免心存犹豫。不过他既然问了，我也就直说："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安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细安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细安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疑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中国必须停止马来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李光耀称赞说：邓小平是他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邓小平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改变自己的想法。两年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共产党分别做了其他安排，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广播。

　　举这个事例，我只想说，历史上，我们对别人也曾有过错，北边的南边的不少国家的历史都有明确的记载，而我们从来没有勇气让他们修改自己的教科书。

　　我们公民的言论自由、游行自由，只是写在宪法上，什么时候人们真能畅所欲言又能公开的发表意见，暴力就会减少，和谐才会到来。

　　我们不能指望那些一面不断地妖魔化西方一面不断地把自己子女送到美国法国读书、拿绿卡又争入籍而从不把子女送到古巴朝鲜的人指挥人们如何爱国吧？这就好比你不可能指望一个百般隐瞒"周老虎"的人在其他问题会说出实情的道理是一样的。

　　在西藏问题上，能反省我们自己的失策吗？在奥运问题上，能检讨我们自己的失误吗？连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都宣布不参加开幕式了，尽管他的说辞给足了我们面子，我们真的不明其里吗？

　　那些鼓动国人不去法国旅游的留学生，你何不做个样子，干脆中断学业回国算了，再说文革中，咱们北京曾有过百十万人热烈欢迎在印尼雅加达、在香港、在莫斯科红场大显身手的中国人光荣回国的场景。

　　对那些群发短信号召市民拒绝家乐福的朋友，我只想告诉你们，我昨天刚巧去了那个超市，买回来的竟全是国货，那个超市养活着数百位中国职员，在那货架上数万种货物的背后，恐怕不会少于数百万的中国工人。

　　如果这样的抵制能够实施，我们中国自己就先乱啦！

冉云飞   

我知道国与党、政府是不一样，这是应然状态。但从目下中国的实然状态以及被置换、偷换、绑架的实际效果来看，目前中国这样的国其心脏是政府，其灵魂是党。所以在中国目前这种现实环境及语境中，爱国难免更多时候是在爱党，不管你承不承认，这便是你不理智爱国的吊诡。不承认这样的吊诡，而不分清红皂白地爱，反而可能被这个“国”把你卖了。下面我们就来说点爱国青年们也许没有意识到充满吊诡意味的事吧。政府才开到十七大，所以就来个十七大自由吧。官方才开十七大，你来个十八大，不是太僭妄了吗？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 

国当然可以爱，但应该清醒而理智地爱。对当下爱国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才不至于像安替说的那样盲目地“爱国爱到夏商周”，更不至于“爱国一定要爱到变态”。换言之，“爱国者”的确应该理智，不应该成为自己控制不住的“飞毛腿”，也就是“爱国者” 最终拦不住自己骨子里的“飞毛腿”，那惨祸就搞得太大了。当然，即便你像如下发高烧者的“爱国”自由，我也是尊重，我只是遗憾，因为在我看来有更好的爱国方式和途径，所以不惮说出来，请大家批评。 

一：你有在异国游行的自由，你更有回国不能游行的自由。

在别国你可以随意游行，在我们这里你结伙散步就有麻烦，爱国的权利没有配发给你，你咋能不经同意随便爱呢？你有异地爱国的自由，但你更有回国不能随便爱国的自由。在美、法、英等国你可以上大街去爱你的国，当然回国了，你还可以到网上爱国。

二：你有当众指斥别国政府及该国领导人的自由，你更有不能当众指斥自己的政府和领导人的自由。

将八十年代的政治笑话延伸一下吧（后面一句是我加的）：美国人有到白宫去骂里根的自由，苏联人有到克里姆林宫去骂里根的自由，中国人有不能到中南海去骂里根的自由。

三：你有看不到CNN的权利，但你却有抗议CNN的自由。

在中国找不到像CNN这样的软柿子，因为这里没有私人媒体，抗议官方喉舌的后果可想而知。

四：你有建网站反CNN的自由，但你更有不能建网站反《人民日报》的自由。

我们需要像反CNN一样有反《人民日报》的自由，这才是深层的爱国方式。

五：你有在纸面上反台独、藏独、疆独的自由，你更有不能结社、集会去公共场所反他们的自由。

主统一、反分裂好像是万分的爱国，但国是你随便爱的么？你只有听从官方让你怎么去爱的自由。

六：你有爱国的自由，但国更有不爱你的自由。

老舍《茶馆》里的常四爷说：我爱大清，可谁爱咱啊。

七：你有爱国的自由，但更有让你办暂住证的自由。

作为一个爱国青年，你为何暂住在中国？除非你能给我证明那些要办暂住证的人都不爱国。

八：你有反对国外将奥运政治化的自由，你更有支持国内政府将奥运政治化的自由。

中国可以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当然更可以“集中一切力量”反对别人来抗议他这样伤害人权地办“大事”。

九：你有不能随意接受诸种信息的自由，你更有夫妻俩在家中都不能看黄碟的自由。

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把爱国青年需要的自由发挥到了极致，毋须赘述。

十：你有被官方当作一张牌来打的自由，你更有被官方随意抛弃的自由。

你爱国反日游行，他看到有用，就让你去游。过两天他怕事态弄到他无法控制，就免了你爱国的权利。这两天你的“爱国”情怀得到他们允许，于是你感到扬眉吐气，但过两天他们为了奥运就要收了，某种意义上讲不准你“爱国”了，这就是官方对于你“爱国”的态度。

十一：你有发表支持政府言论的自由，你更有发表批评政府言论而遇上危险的自由。

胡佳、郭飞雄等就是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呢还是吓得魂飞魄散呢？如果哪天批评中国政府像批评任何别国政府一样自由（实质上批评别国政府也不自由，你看传媒的国际版如何统一口径就知道了），那么爱国便成了一件名正言顺的事情。

十二：你有公开表扬政府的自由，你更有在笼子里爱国的自由。

布什说，人类的伟大成果之一，就是民众将政府关进笼子，让政府驯服地在笼子里说话，而不是相反。

十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有拥护的自由。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更有反对的自由。

这是对毛泽东语录的深入学习。

十四：你有在网络上爱国的自由，但你更有深陷敏感词、过滤词而发不出来的自由。

包括你在网络上爱国，恐怕都会遇着这样的尴尬。“爱国”尚且不能自由，何况其它乎？

十五：你有维护“圣”火的自由，你更有必须警察陪同才能进京观看奥运会的自由。

维护“圣”火要几十个彪形大汉，陪你看奥运更要有几万警察，泱泱大国真壮观哉！巍巍乎？荡荡乎？真乃可爱之国也。

十六：你有抵制中国家乐福的自由，你更有明天就去法国而不回来的自由。

想一想克林顿北大演讲时的“爱国者”马楠吧，她到美国的速度比她批评美国时的激昂要令人难忘得多。不是说你批评了美国，就不能去美国，而是说你至少在某段时间要心口如一吧，比川剧变脸王还快，就让我们这些脑筋不够用的人想不明白了。同时，你到家乐福去抵制的自由说不定到头来都会被绑架你爱这国的政府制止，不信大家拭目以待。我是反对抵制家乐福，我认为这抵制很愚蠢，但你有抵制的自由，可是这自由到时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再次告知这样的“爱国者”，国可不是随便爱的。

十七：你有到西方国家去享受民主的自由，更有说中国不适合搞民主的自由。

有不少海龟或者海不龟的“爱国者”都有这样的想法吧，这样的“爱国者”比例好像也不少吧。大概是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中国人只能到别处去享受现成的自由，不能在自己的国家争取自由吧。

2008年4月16日7：19分于成都

没有良民证的不能进入广交会会场；

那没有良民证的应该不能去观看奥运会吧？要是那些有前科的人故态复萌危害到了奥运会安全怎么办啊！担心死了；

没有良民证的也不能奥运期间在北京待着吧？开奥运会的时候那人可比广交会多多了，不用良民证的外国友人、海外同胞和港澳台同胞那就更多了，要是前犯罪分子死不悔改危害到了首都人民和海外人士的生命财产安全那可怎么办啊！就不说北京还有那么多中央领导和国家机关了。

我觉着吧，这良民证就得普及，不能光给广交会用，那也太便宜广州了。以后咱没犯过法的得人手一个良民证，而且要和银行卡交通卡什么的整合起来。想取钱？刷良民证就可以了，银行也安全，不怕被抢；想坐车？刷良民证就可以了，就不担心汽车炸弹了。

至于一小撮犯过法的家伙么，你们自己想办法弄个回乡证好了，这玩意可比良民证高级，回头拿着回乡证往村口一站，大吼一声：“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弄不到？那没办法了，谁叫我只有资格拿良民证的呢？

失眠无聊，乱翻豆瓣九点，看到令人捧腹的这么一段：“海外华人和国内同胞，是站在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前者是冲锋在前的战士，后者是坚守阵地的后盾。有来自后方的支持，前方的我们才能更有信心的去战斗……”(http://luchan.spaces.live.com/Blog/cns!B4B321552DC8CF71!12276.entry)

我操，你他妈的占领了道德高地还不够么？非要把自己塑造成爱国主义的先锋队？自恋成这样也真不容易。

看谁呢！说的就是你们这些要抵制日货、抵制家乐福、抵制奥运会的人。

北京要赢奥运国际公关战还来得及

AP/Paul Sakuma

    在奥运会还没有开始前，北京似乎已经输了一局。不仅欧洲几国首脑接连抵制参加北京奥运会，奥运圣火火炬接力活动在伦敦和巴黎遭到抗议人士的强力阻碍，被活动分子三番五次地试图抢夺。火炬接力在美国旧金山一站更是一场硬仗。圣火还未抵达旧金山，3名示威者已经爬上金门大桥，在距离桥面46米处展开支持藏独横幅，三小时后他们自动爬下大桥，被警察以“干扰公共秩序罪”逮捕。
    “中国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持平静（calm），讲道理(reasonable)，不要反应过激(not overreacting)。中国政府越是气恼，这些抵制和扰乱奥运的团体越是成功地让中国气恼，中国政府在这场对外的公关战中就越失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包瑞嘉教授（Rick Baum）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布什会不会参加北京奥运会？
    本周一，争取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发表声明，呼吁美国总统布什不要出席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这之前，美国已经有数位重量级参众议员，包括弗吉尼亚州的弗兰克 沃尔夫（Frank Wolf）和罗伯特 门尼德兹（Robert Menendez），对布什总统作出类似呼吁。
    密苏里州立大学（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亚洲政治学教授邓尼斯•希奇（Dennis Hickey）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为什么希拉里，如果真的在乎北京的行为，没有呼吁波音公司停止想中国出卖飞机？或者切断对中国的农业出口?她和一小撮政客挑出来他们眼中容易的靶子，北京奥运会，虽然这是一个同政治完全分离的体育盛会。当美国80年代抵制苏联奥运会时，很多运动员提出同样的置疑。同波音公司和其他大美国商业企业比，运动员们相对无能为力。我认为，（这场争斗中，）真正受伤的时运动员，中国的学生志愿者和为这场体育盛会付出如此努力来迎接外国访客的中国普通老百姓。我对一些美国政客，尤其是希拉里利用奥运会来谋其政治私利的做法感到失望。”
    “我不认为美国政府会抵制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布什宁可使用更安静的方式通过背后管道（back channels）告诉北京他的想法。另外，保持不参加奥运会这一选择作为威胁（对影响中国在西藏等问题的表现）要更为管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史国力（Adam Segal）说。
    史国力认为八年内同中国频繁打交道的布什政府明白最好与北京打交道的方法。
    “布什知道，如果真的想更好影响北京，站在北京身旁说悄悄话要比打开天窗说亮话地公开批评北京要有效得多。即使抵制参加奥运开幕式只是具有象征意义，对中美关系也会伤害不小，”史国力说。
    加拿大总理哈珀、德国总统默克尔等表示拒绝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关于“参加”还是“不参加”，法国总统和其高级助手也正在玩让北京沮丧的文字游戏。
    “布什政府肯定不会参加抵制北京奥运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访问学者科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 说，“除非西藏和新疆的抗议发展成规模巨大的事件。”
    刚出版《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是如何改变世界的？》一书的科兰兹克认为借北京奥运会进行抗议是妥当的，但是他说“抵制没有必要。最好给中国压力的方法是同中国对话，如果对奥运会抵制的话，你就自己同中国切断联系了。”
    虽然目前看来，布什参加抵制奥运会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这一可能性并没有完全消失。
    “情况变得更糟糕了。布什的新闻秘书暗示，布什对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还没有下最后决心。”包瑞嘉教授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对于布什来说，参加任何政治化的抵制奥运会的行动都是代价极高的。到底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与否追根究底将是布什个人的判断，但是这一决定同政治难分难解，无疑将对中美关系无益。”
    对于美国人权活动分子，包瑞嘉说他总是给予劝告，“你不能又公开地羞辱中国，还期望他改善行为”。
    “如果中国政府丢了面子，中国领导人就更不会理会你，不管你的理由有多充分。抵制奥运会的做法是真正会起反作用力的行为，还会留下苦涩的回味，”包瑞嘉说。
国际公关战，中国还能赢吗？
    中国申奥成功时的狂喜的甜蜜可能正在变酸，本来是一场广邀天下英雄、体现中国大国光芒的盛会正在被国际形象公关战的挫折投下阴影。中国应该会在奥运会成为赢家，但是奥运形象战中正在连失城池。
    “现在情况真的非常糟糕。中国在外整个（关于奥运的）形象非常糟糕，”史国力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他经常阅读的中国聊天室谈到西藏问题充满民族主义的怒火，所以他认为现在让中国领导人做任何实际的步骤或者即使是象征意义的缓和举动都是非常困难的。
    “中国不会因为西方在西藏问题上做任何谈判和妥协，不想显得孱弱，因为北京也会担心国内的反应。其他团体看到藏独如何利用公众对奥运会的注意力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不管是拯救苏丹还是法轮功都蠢蠢欲动。他们会尽量通过示威，可能的话在天安门示威，来让世界注意自己。”史国力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警告说，“北京领导人要非常注意如何处理这些挑战。他们花了那么多功夫去营造的形象－－正在和平崛起中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都可能毁于一旦。”
    根据国外媒体报道，中国政府在考虑雇佣西方公关公司来改善在西藏问题上的形象。
    史国力对此评论说，“太晚了。在巴黎伦敦发生的抗议，旧金山，中国已经在这场公关战中输掉了。现在北京奥运会充斥着‘西藏’、‘西藏’。”
    科兰兹克也说，“如果你的政策就是不受欢迎的，公关也只能起那么点作用，而中国政策改变的话将远远大于任何公关活动可能起到的功效。”
    中国现在还可以做什么补救其失误呢？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认为，中国仍然来得及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回应西方的批评。
    “传统上，中国对外界的批评第一个反应总是标榜自己正义、否认批评。不管是达尔富尔问题，还是缅甸，中国回应国际批评总是表达气愤、情感受伤和否认问题，试图把持道德高地，直到发现这样于事无补，然后才开始真的解决问题。”包瑞嘉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宣传。对于中国来说，最聪明的做法不是事事马上归结为西方对付中国的阴谋论，而是采取软姿态，对国际批评进行更积极的回应。”
    史国力认为，北京对达赖“披着羊皮的狼” 之类的个人攻击根本无助于西方同情北京的看法。
    “面对目前棘手的藏独问题，北京让步未必解决问题。中国政治领导要有政治想象力，不要只针对达赖一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人类学副教授刘新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一个思想是‘家里的事情要摁住’。地方政府非常怕出事，所以老压着（民怨）。压着不如消化，政府应该让干部出来主动组织藏民进行对话，让怒气泻出来，消化掉这些怒气，而不是让怒气越积累越多。允许和平示威游行，有什么话说出来，要出国给护照，而且事事让记者看着。”
    刘新进而建议说，中国的体制面对外部世界需要灵活对应，这是中国长期应该解决的问题。
    “中国碰到政治问题解决的办法以及对待老百姓的态度还是受传统文化影响。虽然外面都对西藏问题报得一塌糊涂，中国什么消息也不着急播报，中国老百姓起初对西藏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西方碰到问题，新闻记者首先报道，中国做的第一件事是驱逐所有记者。这是中国值得思考的策略：碰到紧急事态，不必驱逐所有记者。”刘新教授说，“中国出了一件事就等着，地方等中央开完会，碰到藏独这件事，中国使馆要憋很多天，听到外交部指示，才敢跟记者谈，不敢有任何意见。当然中国使馆官员也不能随便乱说，但至少可以谈‘反对暴力’、‘赞成合法和平的示威’。”
西方是否在联手对付中国?
    面对北京奥运会所引起的种种政治事件，刘新评论说，“这是在西方仍旧占统治地位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中国，作为一个非西方国家，要进入全球俱乐部必然要过的一道关。西方国家在中国发展无可阻挡时，形成一种联盟，利用奥运会这一时机对中国进行批评，政治上打击，让中国不那么舒舒服服地同世界接轨。这对北京可能是意外，却是情理之中的事。”
    刘新教授认为，中国的改革设计时政治体制不作大改革，让经济和社会先同国际接轨。其在同西方的接触中，首先碰到的就是文化冲突。这些政治事件来得猛、突然，北京没有想到。
    包瑞嘉说，“我认为‘西方在联手对付中国’的提法是对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对整个问题解决无所帮助。西方一些人对于中国的一些特定问题有很强的感情，他们想寻找方式来表达这一感情，我是可以理解的，虽然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也觉得把这些问题同奥运会挂在一起是有问题的（problematic）。（但是，）有关奥运会所引起的争议是西方在联手对付中国的看法是错误的，只会推动意见极端化（polarization）。”
    他认为，国际一些利益团体和活动分子团体利用北京奥运会来凸出中国的问题。
    “他们中一些人不负责任，为了自己的目的夸大事情，这是人们应该小心的。这些人想通过抗议奥运会来引起公众注目的问题未必是没有道理的，但并不是理智的政策决定（sensible policy decision），”包瑞嘉说。
    “我对希拉里（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做法感到失望。”包瑞嘉说，“我们会度过难关。只要政治动态不推动政府作出极端的言论或者立场，只要布什保持冷静，不对那些号召抵制奥运会的挑衅回应，这波浪潮会慢慢平息（die down）。”